红山文化人体雕塑创作呈现蓬勃态势 专家解读背后动因
中新社沈阳6月27日电。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近日接受专访,围绕红山文化人体雕塑的蓬勃创作现象进行深度解析。郭大顺指出,该文化时期的人体雕塑艺术呈现出高度活跃与多元发展的特征。
雕塑创作的活跃表现
据郭大顺介绍,红山文化人体雕塑在数量与形态上均显示出旺盛生命力。考古发现中,这类雕塑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造型丰富,涵盖了不同姿势与体态,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人物形象表达的高度关注。
专家对蓬勃成因的解读
在专访中,郭大顺并未给出单一解释,而是从考古学视角梳理了可能的影响因素。他强调,红山文化时期特定社会结构与宗教礼仪需求,为人体雕塑的繁荣提供了土壤。
“人体雕塑的蓬勃发展,与当时社会复杂化进程、祭祀活动的多样化密切相关。”——郭大顺
文化背景的关联
郭大顺进一步阐释,红山文化作为北方地区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存,其人体雕塑艺术并非孤立现象。它与社会分工、艺术创作的专业化程度直接关联,是当时精神生活与物质生产交织的结果。
“红山文化人体雕塑的蓬勃,体现了先民对自身形象的认知和表达欲望达到新高度。”
研究方法与观察
采访中,郭大顺还分享了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中对红山文化雕塑的观察方法。他提出,通过造型学分析与考古背景解读,可以更准确理解这些雕塑在原始社会中的功能与意义。
- 通过造型特征追溯创作灵感来源
- 结合出土环境分析其礼仪用途
- 对比不同遗址雕塑差异,探讨区域互动
此次专访由中新社记者孟令卓、宫旭完成,为红山文化艺术研究提供了来自一线考古工作者的直接视角。

红山文化出土50余件人体雕塑 考古专家阐释祖先崇拜演变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红山文化人体雕塑的发现、艺术特征及其对古代祖先崇拜研究的意义进行系统阐释。红山文化人体雕塑最早见于1963年西水泉遗址,1983年牛河梁遗址出土最为丰富,总计已发现50余件,其中大于真人2至3倍的人体雕像和群像在同期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
雕塑规格与形态呈现多样性
根据郭大顺介绍,红山文化出土的人体雕塑按尺寸和规模分为大、中、小三档,并有集中出土的雕塑群。塑像姿态包括倚坐式、立式、跪坐式等,塑造准确。其中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出土的泥塑女神群像残件多为真人大小,亦发现比真人大2至3倍的上臂、耳鼻等残件。女神庙之上的“上庙”中发掘出3倍大泥塑大耳朵,造型更为精致。
多种材质与技法展示艺术高度
从材料看,红山文化人体雕塑涵盖泥塑、陶塑、石雕、玉雕;表现手法包括平雕、浮雕、高浮雕及圆雕。其中石雕像材质坚硬,以圆雕手法表现;高浮雕女神头像正面立体感强,外表打磨细致并涂朱彩、玉片嵌目。小型玉雕人像可在不足3平方厘米的面部上使用多线条表现五官,技法熟练。
造型难度与视觉调整体现工艺水平
数倍大人体雕塑在造型比例、雕塑细节及烧制打磨方面具有很大现实难度。“上庙”3倍大泥塑大耳朵耳廓线条清晰流畅,通体暗红色且硬度极高,经过烘烤,外表磨光精细。从贴塑于庙拱墙壁的女神头像看,其额头高起、紧收下颌的设计,表明当时已注重对大型雕塑视觉效果和实际比例的调整。
“女神像采用写实与夸张结合手法,既在写实基础上予以神化,又不过分夸大失真,呈现出中和之美。”——郭大顺
女神像“写实与夸张结合”手法解读
所谓“写实与夸张结合”,是指在保留人类面部基本比例(如额头、下颌、五官位置)的基础上,对神性特征(如双目嵌玉、涂朱彩)进行强化,使雕像既具真实感又显神圣。这种手法的成熟运用,说明红山文化时期人体雕塑艺术已高度发达,为研究中国古代祖先崇拜从自然神向人格神转变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
- 红山文化人体雕塑最早发现于1963年西水泉遗址,为陶塑小型人像。
- 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出土的真人原大女神头像,在写实基础上高度神化。
- 雕塑姿态多样:倚坐式、立式、跪坐式。
- 材料包括泥塑、陶塑、石雕、玉雕,技法含平雕、浮雕、高浮雕及圆雕。

红山文化专家郭大顺:人体雕塑与祖先崇拜体现分层信仰体系
中新社记者就红山文化中人体雕塑的出现及其祖先崇拜体系,专访了相关专家郭大顺。郭大顺指出,红山文化在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出现人体雕塑艺术,其主要成因与祖先崇拜密切相关。
人体雕塑是祖先崇拜的物化表现
据郭大顺介绍,红山文化的人体雕塑基于写实手法,作为祭祀偶像出现。以牛河梁遗址女神庙为例,其出土的大、中型人体雕像,如女神群像,既有接近真人大小的作品,也有真人2至3倍大的大型残件,这表明当时已形成“主神”与“群神”的等级区分。
郭大顺进一步解释,在不同祭祀山岗的积石冢中也发现了人体雕像,这些雕像被视为各自群体的祖先神,即“个祖”。这种现象显示出红山文化祭祀的层次化特征。
可见,红山文化祭祀场所和崇拜偶像是分层次的,反映在祭祀上,有祖先神的“共祖”与“个祖”。
“共祖”与“个祖”揭示分层信仰结构
郭大顺表示,“共祖”以牛河梁遗址(被称为“红山古国都城”)为中心,其代表的不是单一聚落或聚落群,而是整个文化共同体。这与各地点积石冢所代表的、属于特定群体的“个祖”形成呼应,构建了从“个祖”到“共祖”的递进式祖先崇拜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牛河梁遗址女神庙还是各地点积石冢,出土的人体塑像均为女性形象。尽管红山文化时期已逐步向以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过渡,但祖先崇拜的对象尚未出现男性实证。这一现象被解读为对上古母系社会远祖的祭祀传统惯性。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人体偶像 学者称史前祖先崇拜形态更为具象
中新社记者近期就中国古代祖先崇拜起源问题采访了专家郭大顺。郭大顺指出,红山文化时期,尤其是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现,显示史前祖先崇拜的形态并非如后世以牌位为核心,而是存在更为直接的人体偶像崇拜。
考古发现指向两类祭祀形态
据郭大顺介绍,牛河梁遗址的考古成果提供了关键证据。在积石冢中心出土了特异型(“塔”型)陶器,同时女神庙也发现了同类器物残件。这些实物表明,红山文化时期存在着针对男性的崇拜物。
“史前时代既有以偶像祭祀的女性祖先(女神)崇拜,又有以象征物祭祀的男祖崇拜。”——郭大顺
从偶像到牌位的崇拜形态演变
郭大顺进一步分析,这种以人体塑像为祭祀对象的现象,与后世观念存在显著差异。他认为,到了夏商周时期,随着男性地位进一步提升以及人们对女性祖先记忆逐渐淡化,以象征物(如牌位)祭祀的男性崇拜逐渐取代了以偶像祭祀的女神崇拜。
他解释称,中国文字中“祖先”的“祖”字,其本义就是用于祭拜的象征物(牌位),其祭祀对象已不再是人体塑像本身。这构成了中国古代祖先崇拜发达的传统观念。然而,红山文化时期的发现证明,更早时期的祭祀对象是真人偶像,形态更为具象和直接。

红山文化女神像考古:仅左耳有耳洞证实模拟真人 南北文化交汇实证多元一体
考古学家郭大顺在谈及红山文化研究时指出,红山文化女神像具有高度写实性。在胡头沟与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中,考古发现显示先民存在佩戴单耳坠的习俗,而女神头像仅在左耳留有耳洞,右耳没有,这证实女神像是基于真人塑造而非凭空想象。
土木结构揭示仰韶文化交汇
郭大顺表示,史前时期中原地区普遍使用土木建筑,北方地区则以石构建筑为主。红山文化出现的女神庙采用土木结构,这与仰韶文化区的建筑方式一致。此外,红山文化发现的人体塑像有泥塑和陶塑两种,同样体现了与仰韶文化的共同特征。
考古学家苏秉琦曾称红山女神为“红山人的女祖,中华民族的共祖”。
郭大顺进一步阐释,红山女神不仅是红山先民的共祖,更是北方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交汇的集中体现。这种南北文化融合的过程,实证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一体格局。
写实性背后的社会线索
与黄河、长江流域出土的简化人物雕像不同,红山文化人体雕塑具有显著的写实风格。单耳坠习俗的考古遗存表明,红山先民在装扮上已有特定规则,而女神像的左右耳差异正是模拟了真实个体的装饰特征。这种写实手法,为理解史前社会结构提供了直接证据。

上海博物馆红山文化特展开展 专家解读史前人体雕塑兴盛原因
2025年7月,“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文明特展”在上海博物馆东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作为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第四展,该展览集中呈现了红山文化时期的代表性器物与艺术成就。
展览现场:红山女神像引发关注
展览中,红山女神像成为焦点之一。与西方同时期人体雕塑不同,中国史前雕塑传统一度被认为相对薄弱,但红山文化时期却出现大量人体形象作品。针对这一现象,中新社记者专访了考古专家郭大顺。
专家观点:祖先崇拜与跨文化交流催生人体雕塑
郭大顺指出,红山文化人体雕塑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与祖先崇拜紧密相连;二是红山文化所在西辽河流域地处欧亚大陆与环太平洋的交汇地带,这一地理位置可能促进了与西亚的文化交流。
“欧亚大陆以彩陶较为发达,同时也多见人体雕塑。红山文化出土的彩陶除了与中原仰韶文化关系密切外,有一些几何图案纹饰在中原地带并未出现过,但西亚有此类图案。可以推测,红山文化出土的彩陶纹饰大概与西亚有关,人体雕塑艺术也可能会受到西亚文化交流的影响。” —— 郭大顺
本土审美特征:写实与神化并存
尽管受到外来影响,红山文化人体雕塑并未简单复制西亚风格。郭大顺认为,史前时期西亚人体雕塑形象简化、造型夸大,而中国人体雕塑表现为中和比例,并体现出“写实与神化”的独特审美取向。“(红山文化人体雕塑)受到西亚地域影响,但又表现出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审美特点。”他补充道,这种艺术发展水平也反映了红山文化时期文明的发达程度。
关于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指以西辽河流域为中心的一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后而得名。此次特展使观众得以近距离了解这一史前文明的雕塑与彩陶艺术。展览的举办吸引了众多考古爱好者和市民前往参观。
- 展览名称:“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文明特展”
- 展览地点:上海博物馆东馆
- 展览时间:2025年7月开放
- 专家身份:郭大顺,考古专家(受访者)

郭大顺:红山文化核心研究者学术成果持续产出
近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的相关学术信息发布。郭大顺长期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在红山文化等领域的多项成果引发学界关注。
主持多项重要遗址发掘
郭大顺曾主持东山嘴、牛河梁、大南沟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并负责对应考古报告的编写。上述遗址均为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的关键考古地点。
考古报告是对遗址发掘过程、出土文物及地层信息的系统记录,是后续学术研究的基础材料。这些报告的整理与出版为相关领域学者提供了原始研究依据。
个人著作与论文体系
郭大顺出版有《红山文化》《追寻五帝》《龙出辽河源》《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汇聚与传递——郭大顺考古文集》等专著。其研究论文累计发表百余篇,内容覆盖考古学、古史传说与区域文化等方向。
- 《红山文化》系统梳理了该文化的考古发现与学术脉络。
- 《追寻五帝》从考古学角度对五帝传说进行实证探讨。
- 《龙出辽河源》聚焦辽河流域的龙形器与文明起源关系。
郭大顺现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其专著及论文累计超过百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