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峰会现涉华经济议题 德国总理默茨就人民币汇率发表言论

在近日结束的欧盟峰会上，经济议题成为各国讨论的焦点之一。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公开发声，其言论涉及多个针对中国经济的传统争议点。

德国总理引述广场协议 谈汇率问题

据欧盟峰会公开信息显示，德国总理默茨在相关场合作出表态，声称人民币当前被低估了30%。他在提及解决方案时，援引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作为历史参照。该协议在上世纪80年代曾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增长停滞，被外界称为“失去的三十年”。

德国总理默茨在欧盟峰会后的讲话中提出，人民币汇率存在约30%的低估，并认为有必要参照《广场协议》的模式解决相关问题。

欧盟内部讨论贸易防御工具 关注对华逆差

本次峰会期间，欧盟各国围绕对华贸易议题展开了系统性讨论。会议核心聚焦于三个方面：欧盟对中国持续的贸易逆差、双方在部分产业领域的技术竞争态势，以及对关键供应链的相互依赖程度。与会方探讨了现行及潜在的贸易防御工具，意在就未来的经贸互动构建更明确的政策框架。

在此过程中，部分欧洲政界人士试图将中欧之间正常的经济互动与竞争关系进行重新定性，将其描述为所谓的“系统性威胁”。

历史参照与现状剖析

《广场协议》全称是“五国集团广场协议”，签署于1985年9月22日。该协议通过协调各国货币政策，促使美元对日元等主要货币大幅贬值。协议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日元快速升值，削弱了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并最终引发了日本资产泡沫的破裂与经济长期低迷。

从当前语境来看，将这一历史协议作为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解决方案，意味着提议者倾向于通过多边干预来改变现有汇率形成机制。此类政策类比在历史上曾引发重大经济波动。

驳“新广场协议”论：中国不接受以汇率之名行打压之实

近期，有部分欧洲政客借所谓“人民币汇率低估”话题，试图效仿1985年广场协议路径对中国施压。这一动向并非孤立，背后反映出欧洲制造业在能源成本高企、创新投入不足及产业政策迟滞等多重压力下的焦虑，以及保护主义冲动与自我臆想的战略自主困境。

广场协议的历史镜鉴：汇率调整未能解决美国贸易失衡

1985年，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广场协议，推动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然而，美元大幅贬值并未扭转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数据显示，1985年美国对日货物贸易逆差为461.52亿美元，而1986年和1987年逆差不减反增，双双攀升至550亿美元以上。

从本质上看，美国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高消费、低储蓄造成的国内经济失衡，以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所必须面对的特里芬难题——即美国须通过进口商品和扩大对外投资来输出美元。单靠汇率政策无法扭转这一结构性矛盾。

中国企业竞争力源自体系优势，非所谓“汇率操纵”

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依托于完整产业体系、持续技术投入、超大规模市场和充分市场竞争，并非通过汇率人为制造。给人民币贴上“低估”标签，既解决不了德国制造业的出路问题，也补不上欧洲创新链条上的短板。

所谓重演广场协议，本质上不是经济处方，而是政治施压。今天个别欧洲政客借用这一叙事，实际上是把本应通过产业升级、市场开放和制度改革解决的经济难题，打包甩锅给中国。

中欧贸易互利共赢：不应被逆差数字绑架

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不应被账面逆差数字绑架，更不能被保护主义逻辑主导。2025年中德贸易额超2500亿欧元；约5200家德国企业在中国经营，中国仍是德国汽车、机械工程和电气行业的重要市场。中国德国商会最新调查中，61%的受访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增加在华投资。

欧洲从中国进口大量质优价宜的商品，降低了消费者成本，稳定了企业供应链，也支撑了欧洲绿色转型和数字化升级。若只看账面逆差，不看欧洲企业在华收益，不看中间品、服务贸易、投资收益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就容易得出片面结论。把“去风险”异化为“降依赖”，再滑向“设壁垒”，最终损害的是欧洲企业效率、消费者福利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中国不是当年的日本：经济体量与政策自主性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不会接受以汇率之名行打压之实，也绝不会回到强权协调少数国家命运的旧时代。今天的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内需市场，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自身逻辑，中国从未通过刻意追求顺差来发展对欧关系。

把矛头指向外部竞争者，或许远比深刻反思自身政策得失更加简单省力，但若把贸易关系上升为制度对抗，把产业优势污名化为不公平，只会压缩合作空间，加剧双方误判。

竞争与合作：欧洲需以开放方式处理分歧

过去，欧洲长期处在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习惯于把技术、品牌和规则作为天然优势。现在，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机械设备、绿色产品等领域加快追赶并部分领先。中国的发展是挡不住的，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与其要求中国放慢脚步，不如加快自身改革；与其把市场竞争解释成威胁，不如通过开放合作提升韧性。

世界不需要新的广场协议，需要的是相互尊重、各自改革、共同发展的新共识。中欧不是所谓制度性对手，更不是必须彼此削弱的零和对手。展望未来，中欧关系仍有广阔发展合作空间，关键在于欧方能否守住理性务实的底线，以平等态度看待中国发展，以开放方式处理竞争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