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千年营造下的多元一体象征，两岸皆为故乡

作为人类有史以来历时最久远、规模最庞大的建筑体系，及中国现存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世界文化遗产，长城以其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里的跨度，铸就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跨越时空的精神价值。为何说“长城两边皆故乡”？为何说长城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产物？长城何以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国大一统的象征？新时代再次聚焦长城，不断赋予长城文化新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意义。

“万里长城”的历史演变与称谓更迭

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对“长城”的称呼存在显著差异。西周时称为列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称方城，齐国称长城；战国时期称为堑；汉代和唐代称为塞；金代称为界壕；元代称为成吉思汗边墙；明代则称为边墙。

中国历史上曾经历秦、汉、明三次大规模的万里长城修筑。其中，秦汉之间相隔88年，汉明之间相隔1575年。

秦代首创与汉代西扩

秦统一中国后，废弃了内部隔离的长城，将秦、赵、燕北部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加以扩展和修缮。至此，第一次形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长达万余华里的长城，万里长城由此出现。从此，中国第一次有了“万里长城”的概念。

汉朝弃用了原秦长城的部分段落，在燕赵长城基础上继续向西延伸，连接了秦长城的燕国、赵国部分，又经敦煌、阳关、玉门关直至西域修筑汉长城。汉长城在甘肃河西走廊被视作“凿空西域”，是在汉朝的西边打开一扇窗，去了解西方世界。

明代筑城与地理格局

1000多年后的明长城东起鸭绿江畔、西至居庸关，并以北齐、北魏、秦、汉、隋时期的长城为基础，此外还修建了祁连山东麓至嘉峪关部分。

“万里长城”的概念在秦代首次出现，此后汉、明两朝将其地理跨度不断向西延伸。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万里长城在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推动世界文明进程中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化解读：长城作为“故乡”的共同体意识

长城并非仅仅是军事屏障，其“两边皆故乡”的表述揭示了它在民族交融与文化共生中的角色。历代长城不仅在东西方向上拓展了疆域，也在南北两侧形成了多民族的生活圈。这种空间格局使得长城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守护的历史载体。

从秦代的“万里”概念到汉代向西“凿空西域”，再到明代的重建与扩展，长城不断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它既是国家大一统的象征，也在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首次统一长城概念

秦长城关隘东峪河关。战国秦长城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遗址之一。赵琛摄

虽然“长城”的称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就出现了，唐代史书也有“长城”这一名词，但是长城的概念直到近代才得以统一。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再次统一长城的概念，明确了“包括战国、秦、汉长城，北魏、北齐、隋、唐、五代、宋、西夏、辽具备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金界壕，明长城。”这个方案第一次明确将各民族先民所修建的具有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都归纳到长城概念中，明确了烽燧、戍堡、驿站、关隘、堑壕、长墙、敌楼及相关遗存统称为长城，极大地丰富了长城的内涵。

对长城概念的认识应系统全面。历朝历代都在修建和沿用长城，它属于层累的历史建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前对长城是单体认识，只认为长墙是长城，忽略了成串的戍堡和烽燧。长城作为一个带状建筑，从时空上都不宜采用单体评价。只有将长城看作是一个层累建设并持续使用的整体，才能深刻理解万里长城对于中华民族的长远价值和重大意义。

长城：古代“兄弟之间的院墙”而非国境线

长城，这座蜿蜒于中国北方的宏伟建筑，其历史身份在学术讨论中常被重新审视。根据历史资料，长城被定义为“兄弟之间的院墙”，而并非用于划分国境线的边界。

历史演变：从东周到明朝的修筑逻辑

长城的修建并非一蹴而就，其形态与范围在不同朝代经历了显著变化。东周列国时期，各诸侯国修筑的长城均位于周朝天子的版图之内，这一背景下的城墙被视为同族兄弟之间的“院墙”。

秦朝统一后，其长城是在原先战国时期秦国、赵国、燕国三国原有城墙的基础上进行修建的。汉朝则将秦长城的燕国部分与赵国部分连接起来，并进一步将修筑范围延伸至内蒙古、甘肃、敦煌以及西域地区。

长城是“兄弟之间的院墙”，而不是国境线。——历史资料记述

明朝的南北边墙体系

到了明朝，其长城建设策略发生了变化。明朝基于放弃对汉长城西域部分管辖的决策，重新确立了防御范围。明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辽宁鸭绿江畔，以北齐、北魏、秦、汉、隋时期的长城作为建筑基础。

为防御北方民族，明朝修筑了北部边墙，史称明北长城。与此同时，在苗族聚居的地域，为加强控制力量，明朝还修建了西南边墙，即明南长城。这一南北并存的边墙体系，反映了明朝对边疆防御的不同考量。

• 东周列国：在周天子版图内修筑“兄弟间的院墙”。
• 秦：在战国秦、赵、燕三国基础上修建。
• 汉：连接秦朝燕、赵部分，延伸至西域。
• 明：基于前朝基础，修建北长城（防御北方民族）与南长城（加强苗族地域控制）。

明南长城又称苗疆边墙，历代长城体现中华民族保卫疆土、和平追求

明南长城，又称苗疆边墙。赵琛 摄。

清长城沿用明长城的基础，拆掉了辽宁境内的长城，使山海关军事形制倒过来使用，修筑了柳条边。在新疆地区修建了卡伦，并沿用了汉、唐军事设施，新建了长城。

历朝历代都在修长城。长城体现了中华民族保卫疆土、热爱和平的不懈追求。虽然曾经有刀光剑影、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但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山地渔猎文化在长城南北的相互激荡、交流交融始终是主流。

某种程度上说，长城就是一种国家治理秩序，使各民族可以在其关口里自由交易，而不是通过战争相互掠夺，如明代“东有马市，西有茶市”，清代“茶马互市”。长城的修建，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发展兴盛具有重要作用，见证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

长城内外皆故乡：两千年民族迁徙融合的历史见证

长城，这座横亘中国北方的宏伟建筑，不仅是军事防御工程，更是各民族迁徙交往、彼此融合的见证。从汉武帝时期的70万移民到明朝的江南戍边将士，长城沿线书写了一部“长城两边皆故乡”的民族大融合史诗。

“长城两边皆故乡。从国土空间上讲，不宜称‘长城内外’，而称‘长城南北’‘长城东西’更为合适。”——原始素材

大规模移民：从汉武帝到明朝的边疆治理

汉武帝时期，为加强边疆治理，曾多次组织移民兴边。据记载，最多时从中原迁徙70多万人口到边疆地区。这些移民的落脚点，大多与长城沿线密切相关。

明朝也沿袭了这一做法，多次从江南移民守卫长城。最初，守城者只在长城一边的土地上耕种；随着时间推移，长城两边的各族百姓通婚越来越普遍，逐步形成“长城两边皆故乡”的局面。这种迁徙模式，使得长城从分割线转变为联结带。

“家族楼”与“关里家”：长城沿线的血缘记忆

以辽宁段长城为例，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曾率3000名浙江义乌兵戍守长城。这些将士在长城沿线建村建城，许多碉楼都用家族姓氏命名，如张家楼、李家楼等，将故土的血缘记忆镌刻于边关。

明朝以后，与长城有关的大规模迁徙现象还包括走西口、闯关东。这些迁徙在东北地区催生了一个独特名词——“关里家”，意指从山海关以内迁徙而来的家园故土。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允许前朝守城将士、军户迁到长城以北定居，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融合。

辽宁绥中永安堡乡立根台村便是一例：清康熙皇帝曾赏赐长城沿线戍边人员以长城北侧土地，让这些原本驻守南侧的将士在长城以北落地生根。

信仰认同：关公与孟姜女共处长城南北

千百年来，长城沿线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格局：长城以北有胡化汉人，长城以南有汉化胡人。长城南北的文化信仰相互认同，各民族之间的和合与共始终是主流。

民俗层面尤为鲜明：守长城供关公，攻长城供孟姜女，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传统。长城关口内信奉儒释道三教，关帝庙宣扬忠义，孔庙、魁星楼和文昌阁宣化国家秩序，整体倡导友好和平；长城关口外也修建孟姜女庙，意欲打破藩篱、消解隔阂。

这种跨越长城的信仰认同，深刻体现着各民族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长城文化呈现的，是一种民族大融合的血缘关系，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

长城修筑史：各民族政权累计工程逾万公里

日前发布的霍州白璧关遗址影像显示，山西省壕堑长城北起白壁关，南至洪洞大槐树。长城修缮史研究表明，从北魏至清代，多个民族政权曾参与修筑，累计长度已超过万公里。

北魏至隋：鲜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交替筑墙

北魏（386年—534年）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曾大规模修筑长城，长2000余里。北齐（550年—577年）同为鲜卑族政权，共6次修建长城，合计5000余里，今山海关、黄崖关、山西吕梁等处均有其遗迹。隋朝（581年—618年）为带有鲜卑族血统的汉族政权，5次修长城，“东至黄河，西距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

北宋与金：水网防线与界壕体系

北宋（960年—1127年）处于宋、辽、西夏、金割据时期，不再修土石长城，而是自保定以北至海河口一线连接水网，修建了深度既无法行船又无法徒涉的“水长城”，并在沿线筑起城堡。金朝（1115年—1234年）由女真族建立，其修建的金长城也称金界壕，长约5500公里。此后的清代（1636年—1912年）虽有过“不修边墙”令，但其长城地域跨度之大前所未有，新疆丝绸之路沿线、淮河以北各省、黄河以北尤为密集。

长城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产物，凝结着中国历代各族民众的心血和智慧。

白璧关遗址与历史定位

霍州白璧关位于山西壕堑长城北端，其南端延伸至洪洞大槐树。从地域分布看，各民族政权修筑的长城在空间上相互衔接，形成连贯体系。

回顾长城修筑史可以确认，北魏、北齐、西夏、辽和金界壕都是各民族政权修建的长城。在长期修筑过程中，万里长城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国大一统的象征。

丝路长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见证

金山岭长城，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境内，始建于明代。赵琛 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见证

长城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契合的，无疑是丝路长城。在中国众多长城资源中，最能体现长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的也是丝路长城。长城和丝绸之路两个世界级文化遗产，纵贯东西、连通古今，给人以无限启迪。

丝路长城是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畅通、维护世界和平的设施，这也是两千多年来丝路长城反复修建的目的。从甘肃到新疆的丝路北、中、南线走向与长城高度重合，长达约8700多公里，足见陆上丝路对于长城的依赖。

在丝路长城的护佑下，各民族文化乃至中西方文明得以交融，丝绸之路成为中华文明连接世界文明的纽带，丝路长城沿线也随之成为文化交汇的“高热度”地区。自张骞“凿空西域”，西汉“列四郡，据两关”，中华文明由此远播欧亚，多元文化在此和谐共生。可以说，长城在丝绸之路开辟了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坦途。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玄奘之路这些文化之旅都有长城的守护，这都是中华民族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见证。

甘肃敦煌莫高窟五个墩遗址，新时代以国际视野重新审视长城学

位于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南山口的莫高窟五个墩遗址，是长城文化的重要遗存。赵琛 摄

从古老遗址到文明互鉴

长城很古老，长城学却很年轻。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以国际视野，从人类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长城。这一视角的核心在于，通过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等多个维度，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面向未来的学术转向

长城作为物质遗产，其存在已跨越千年；而长城学作为一门学问，其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前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历史考证，而是转向对人类文明共同遗产的深度挖掘，旨在探索其在当今全球治理中的现实意义。

• 伙伴关系：长城所蕴含的协同防御思想，可转化为现代国际合作的理念参照。
• 经济发展：长城沿线区域的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案例。

中国方案的当代表达

在审视长城文化的过程中，核心在于挖掘其蕴含的和平、包容与秩序构建逻辑。这种逻辑不仅有助于理解古代文明的交流方式，也可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基于中国智慧的制度性思考。敦煌莫高窟五个墩遗址的保护与研究，正是这一学术视野变迁的缩影——从文物保护到文明对话，从历史梳理到未来方案。

赵琛：长城学研究领域学者，主持多项国家重点出版与科研项目

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东北大学教授赵琛，长期从事长城学、古建学及古村落研究。其主持的首例数字长城资源库——明长城资源库，以及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长城精神与文化内涵的辽宁特质研究”，被视为当前相关领域的重要科研实践。

多项“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成果

赵琛的主要著作包含“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数字长城》，以及《大美村寨——凤岗》《福陵》《昭陵》《百寿坊》《百狮坊》《文昌祖庭》《李白故里 5.12》等书。此外，他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长城卷副主编。

作为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及国家视频公开课主讲人，赵琛在高校教学与文化遗产传播领域具有持续影响力。

学术与公共职务覆盖多领域

• 中国古建筑文化遗产研究委员会主任
•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古村落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
•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

上述职务均源自公开资料，显示其在古村落保护、古建筑研究及民间文艺领域拥有系统化的学术组织角色。

名词解释：国家精品课程

国家精品课程是由教育部组织评选的高等教育优质课程，旨在通过示范作用提升高校教学质量。赵琛承担的国家精品课程及资源共享课，成为其在长城学领域教学成果的官方认证。

明长城资源库作为首例数字长城资源库，实现了对明代长城遗址的数字化记录与存储。该项目为后续长城保护及文化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