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出版 填补中文史料空白
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世纪审判。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之一,为受害国伸张了历史正义,也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建奠定了法律基础。
80年后,完整还原审判全过程的中文版庭审记录全译本首次正式出版。
这套40卷、2200余万字的权威巨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历经10余年跨学科攻坚,于今年4月首发,填补国内史料的系统性空白。多名参与编纂、研究的学者表示,此次全译本面世,不是简单的文献整理,而是一次司法铁证的归位、民族记忆的补全、历史话语权的回归。
这项浩大的翻译工程揭示了哪些尘封的历史真相?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新华社“新华深读”记者对出版者、权威专家进行了深度采访。
用中文完整还原历史全景
今年4月30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仪式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举办,组织者在现场将40卷典籍组合成数字“80”的造型,致敬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 80年来首现完整中文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近日正式首发。这套典籍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共同打造,百余名译者、校订者、编辑与史学家参与完成,是国内该领域里程碑式成果。
“80年来,中国读者和研究者从未见过完整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文版本。”——项目方在首发式上表示。
全译本以49858页英文记录为底本 交叉校勘日文文本
该全译本以上海交通大学2013年影印的英文原版庭审记录为底本,同步参照日本雄松堂日文官方文本进行交叉校勘。内容完整收录了从1946年4月29日庭审筹备阶段至1948年11月12日最终宣判的全部过程。
记录涵盖法庭流程、控辩发言、证人证言、战犯陈述、法官评议等核心环节,以及庭审索引、证据清单、出庭人员等全部附属资料。据公开数据,原版记录共计49858页,累计开庭831次,传唤证人419名,提交书证物证等各类证据4336份。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七个月、11国法官参与的国际司法程序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汇集11国法官、检察官。这场审判历时两年零七个月,最终形成了数千万字的庭审笔录、证人证言、物证清单、控辩记录与判决文书。项目方强调,这些文件被公认为“认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责最原始、最合法、最权威的司法铁证”。
作为二战后规模最大、程序最完备的国际军事审判,东京审判在法理层面彻底否定了日本对外侵略的正当性,裁定南京大屠杀、强制奴役等系列惨案的犯罪本质,将28名甲级战犯列入审判结果。该全译本的推出,结束了中国学界长期缺乏完整中文版庭审记录的历史。

东京审判中文全译本出版:历时10余年翻译80卷庭审记录
在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之际启动的翻译工程,历经10余年、百余名工作人员协作,最终完成80卷、1500万字的中文全译本。该全译本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及莫斯科会议决议等国际法文件,以完整时序还原了这场正义审判的全过程。全译本主编之一程兆奇指出,英文、日文原版虽已存在,但对中国学界和公众而言,文献存在不等于可普遍阅读、理解和传播。
全译本的诞生背景:填补80年史料空白
中国是日本侵华战争最大受害国,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和东京审判核心参与国。然而在全译本问世前的80年间,国内始终没有完整的中文庭审卷宗。英、日文原版早期影印版本印量稀少,仅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少数机构,普通民众和基层研究者难以接触。程兆奇表示,只有完成中文转化,才能让东京审判相关史料真正融入国内学术体系、教育体系与公共传播体系。
为何需要全译本而非节选?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社长崔霞表示,索引、摘要、节选类材料只能勾勒历史梗概,呈现碎片化信息,无法还原完整历史全景。以东北毒化政策为例,卷宗完整展示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贩卖鸦片牟利、麻痹民众的殖民手段,这一逻辑链条仅靠零散节选无法构建。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王众一指出,受语言和渠道限制,许多国人对历时两年半、开庭800余次的宏大审判,仅知晓“东条英机被判处绞刑”等简单概念。
翻译过程:攻克史实、法律、立场三大难题
千万字级的司法档案全译本,核心难点并非简单的文字转换。不同译者分工翻译不同卷,可能出现术语不统一;英、日文本本身存在“此有彼无、此详彼略、表述相悖”问题。全译本主编之一叶兴国带领团队制定译校标准,搭建1500万字双语语料库,制定标准化译写规范,开展翻译学、史学和法学等跨学科合作。针对人名地名拼写错漏(如秦德纯有13种拼写,张作霖、张学良有六七种),团队拒绝机械直译,结合档案、人物生平、庭审上下文交叉比对,逐一甄别校正。10余年间共校勘、勘误上千处史实偏差。
“一般文学翻译可以有译者个人风格……但东京审判庭审记录是重要法律文献和历史文献,准确是第一位的。”——程兆奇
法律术语与历史立场:严格遵循国际法范式
庭审记录是正式国际司法文献,“信”是第一准则。从法庭流程用语到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等法定罪名,均严格遵循20世纪40年代国际法范式。面对日方辩方带有殖民色彩的歪曲表述(如将侵华战争美化为“建设东亚”),团队明确原则:完整保留原始发言,不删减、不篡改任何控辩内容。崔霞表示,全译本的“全”是史料立场的完整,只有完整呈现控方控诉、辩方狡辩、战犯自白的全过程,才能从程序层面驳斥“胜者审判”的谬论。
学术价值与话语权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持指出,全译本的逐日记录使研究者能深切感受各国法官、检察官如何寻求共识、构建共同法律语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石佑启认为,全译本是中国学界主动参与国际历史叙事、提升国际话语能力的重要体现。全译本形成了专业与大众的多元应用场景:专业层面成为历史学、国际法等领域核心文献;大众层面使民间研究者、二战史爱好者得以无障碍研读原始记录,有助于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

东京审判庭记录全译本出版:补齐中国二战受害史逻辑闭环
学界近日关注到,一套完整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全译本正式面世,被认为补齐了中国二战受害史、日本军国主义犯罪史与战后正义审判史的完整逻辑闭环。该书通过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原始记录的全文翻译,系统呈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从国策制定到全面侵华、系统犯罪的全过程。
全译本还原碎片化史料中的逻辑链条
过往公众对日军罪行的认知多基于碎片化史料,常为孤立惨案和悲情叙事。此次出版的全套庭审记录,以国际司法庭审的严谨逻辑,完整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犯罪脉络。除了大众熟知的审判结果,全译本还记载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庭审细节、人物故事与势力博弈,还原出东京审判完整、立体的历史图景。
全译本第一辑第一卷第118页记载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的陈述:“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士兵和平民。”、“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发动战争,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随后,日本向全中国出兵,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士兵,还有儿童、妇女和无助的平民。”
中国作为日本侵华战争最大受害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是东京审判核心参与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方辩方以“日本未向中国正式宣战”为由否认两国存在战争关系。向哲濬当庭反驳:“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他结合大量人证物证,彻底戳穿日方狡辩。
日本侵华内容占卷宗较高比重
整部卷宗中,日本侵华相关内容占比较高。判决书由中国法官梅汝璈主笔《日本对华侵略》专章,篇幅超过日本对外侵略记述总量的一半。从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到伪满洲国傀儡统治、鸦片毒化,每项指控均有证人证言、实物证据、庭审记录相互佐证。
卷宗同时完整收录了日本入侵东南亚、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庭审内容,清晰佐证侵华战争是日本“大陆政策”与南进战略的核心环节。据此,中国十四年抗战被进一步确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溥仪出庭证言完整呈现傀儡政权真相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是东京审判中最重要的证人之一。在以往节选资料中,其证言被零散截取,难以串联完整逻辑。全译本完整记录了其多轮出庭与辩方律师的激烈交锋,还原了日本扶植傀儡政权、掠夺东北资源、推行殖民管控的阴谋。
学者程兆奇评价:“如果零散翻阅节选资料,很难串连起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完整逻辑,庭审记录把证人口述、官方政策文书、战犯审讯笔录、法庭裁决形成了完整证据链。”
- 全译本补齐了过往碎片化史料缺失的逻辑链条
- 向哲濬当庭反驳日方“未正式宣战”的狡辩
- 溥仪证言完整记录了日本操控伪满洲国的过程

东京审判中文全译本出版:完整收录5万页庭审记录,追究起点追溯至1928年
东京审判中文全译本近日面世。全译本显示,起诉书将日本侵略罪责的追溯起点定在1928年。第40卷《军部主导和战争准备》记载:“要论述本案起诉书主要涉及的日本历史上的这一时期,首先必须研究同时期日本国内的历史。自1928年以来,日本军队不断地侵略许多邻国的领土。”向隆万指出,起点定在1928年,原因在于日本谋杀中国东北最高行政长官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发生在该年6月。
庭审全记录还原审判全貌,辩方权利获充分保障
全译本第二卷完整收录相关庭审内容,检方证人田中隆吉披露了暗杀张作霖事件的全部策划脉络与实施细节。程兆奇表示,日本右翼炒作“东京审判是胜利者单方面裁决”,但通读完整庭审卷宗就能看清事实全貌。全译本不是“寻章摘句”,而是完整收录检方指控、辩方申辩、各方证人证言、法官评议、战犯供述,还原审判全过程。
“东京审判在制度设计上充分保障辩方权利,辩方律师人数比检方检察官还多,辩方提交的证据很多、辩护时间也很长。这些细节都留存在全译本,读者能直观感受审判蕴含的程序正义。”——程兆奇
崔霞介绍,庭审记录中不仅有正义的控诉,也有战犯和辩方的辩解,甚至是狡辩。日方当庭炮制美化侵略的说辞,将战争归因于资源短缺、外部制裁,把侵占东北歪曲成帮扶发展。保留这些原始言论,是留下侵略者自我开脱的原始口供,方便读者对照铁证看清其谎言漏洞。
11国法官顶住干扰,依法裁定所有对外战争为非法侵略
庭审中,日方辩方统一话术,把侵略战争包装成“解放亚洲”。11国法官顶住干扰,依托4300余份证据、400余名证人证词逐条驳斥,最终依法裁定日本发动的所有对外战争均为非法侵略。王众一评价,中文全译本清晰呈现侵略计划层层推进全过程、南京大屠杀证据链,以及正义一方与战犯的漫长博弈。
中方团队仅17人,向哲濬两度回国搜集南京大屠杀证据
东京审判期间,美国代表团100余人,苏联代表团70余人,日方辩护团队130余人,而代表四万万中国人民的中方团队仅17人。向哲濬是中方核心骨干,全译本统计其庭审相关记录达306页。为搜集南京大屠杀证据,向哲濬两度回国,从上万份档案中筛选100多份书面材料,带领伍长德、尚德义等幸存者及马吉、贝德士等外籍证人赴东京出庭。
“东京审判期间,父亲多次回国述职或寻找证据。他总是匆匆回家和我们打个照面,晚上用打字机输入他翻译成英文的文字资料。有时我一觉醒来,仍听到‘哒哒’声不绝。”——向隆万
翻译近5万页庭审记录、2200余万字的英文书稿,今天的译者们坐在电脑前,键盘敲击声与当年向哲濬深夜打字机声响遥相呼应。
东京审判法庭旧址现状:军国主义物件被刻意凸显,历史真相遭掩盖
向隆万2009年探访东京审判法庭旧址,发现旧址并非原址,而是拆迁而来。原法庭后墙仅有几张很小的东京审判照片,旁听席位置却摆放着所谓天皇“玉座”,记者席后墙挂着日本陆士历任校长画像,其中包括被绞决的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大厅展览旧日本军人军服军刀,参观路线终点是“慰灵碑”,全程回避侵略罪行。向隆万指出:“他们让公众参观绝不是记住历史教训,而是为军国主义招魂!”
新华社记者近日走访发现,此处仅是法庭“迁移复刻”。在展陈内容上,东京审判史料被边缘化,象征日本军国主义的物件被重点展示。导游仅简要指明发言席、法官席等位置,根本不提当年的审判。在日本防卫省官网上,该遗址被归入“市谷地区见学”项目,掩盖历史的企图昭然若揭。

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全译本面世 以万页铁证回击历史谎言
202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相关动态持续引发关注。数万页庭审记录、数千份证据的全译本于近期面世,这套千万字巨著被学者视为“回击历史谎言、警示当下风险、守护战后和平的重要利器”。与此同时,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与军事扩张步伐同步加速。
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歪曲审判定论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散布“东京审判无效论”,妄图否定审判的正义性。在主流历史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被轻描淡写为“南京事件”,“慰安妇”“强征”等揭露暴行本质的字眼遭到删削。靖国神社内甲级战犯牌位前香火不断,政客频频参拜。
2026年4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接连两天向靖国神社分别供奉祭品和“玉串料”(祭祀费),上百名国会议员集体参拜。专家指出,战犯招魂与修宪扩军同步推进,战后和平宪法第九条面临被彻底掏空的危险。
加速“再军事化” 部署远程进攻性武器
3月31日,日本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首次部署了号称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这些行径被指与当年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日本同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中国政府: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
今年5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多名专家指出,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遥相呼应,结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国际法文件,构筑起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根基。
“这套千万字巨著不只是学术史料,而是回击历史谎言、警示当下风险、守护战后和平的重要利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一级巡视员窦忠祎
全译本:以铁证守护历史真相
全译本的出版被赋予深远意义:数万页庭审记录、数千份证据直面惨案,让谎言无处遁形。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一级巡视员窦忠祎表示,全译本的重大现实意义在于,以铁证回击歪曲历史的言行,以史为鉴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捍卫国际正义。
记者在日本采访时感受到,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反省始终不彻底——从甲级战犯重返政坛到年轻一代对侵略史实的冷漠无知,从强调自身受害却回避加害根源到主语不清地泛泛谈论战争,历史未能如实传承。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梅汝璈(1962年)
“历史是抹杀、歪曲、篡改不了的。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中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又会深受其害。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硬要卷土重来,那么它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向哲濬(1983年)
东京审判的法槌早已落下,但它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国际法准则、和平理念,至今深刻影响着东亚格局与中日关系。正视审判结果、承认侵略历史,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基本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