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教授董波谈古典伦理学现代应用

在思想交流日趋频繁的当下，古典伦理智慧能否为现代困境提供解答？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董波近日接受专访，通过亚里士多德“重返”故乡希腊的假设性视角，探讨了古典伦理学的现实意义。

从古典伦理到现代启示

董波认为，古典伦理学并非尘封于历史的理论，其核心关乎个体如何追求美好生活与培养卓越人格。这种基于实践智慧的伦理体系，对审视与回应当代社会的复杂议题，如技术伦理、社群关系与价值多元等，都能提供一种根基性的思考框架。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他的伦理学思想强调通过实践（即习惯）培养德性，以达到人的幸福和完善。

跨越文化对话的可能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董波的研究也涉及跨文化比较视野。他指出，将西方古典伦理思想置于更广泛的文明对话背景下进行考察，有助于在差异中寻找共通的人类价值内核，并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伦理实践提供借鉴。

古典伦理学关乎个体如何追求美好生活与培养卓越人格。

这种对古典资源的重新激活与阐释，不仅限于学术领域。它为面临现代性挑战的个人与社会提供了一种深层的反思路径，其影响力正逐步向公共讨论与实践领域延伸。

中山大学学者谈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现代启示：如何在技术时代追寻“好生活”

2024年6月9日至10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于希腊雅典举行。在技术高速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复杂交织的当下，重返古典文明源头被赋予新的审视意义。会议期间，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董波接受了专访，阐释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对现代生活的启示价值。

重返古典：在源头与当代之间的不断往返

董波指出，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选址希腊，本身就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在他看来，古典学的生命力并非固守于过去，而在于始终在“文明的源头与当代之间往返”。他强调，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其核心关切在当代世界依然可以是鲜活的。

亚里士多德的“现代困惑”：为何人们活得如此之累？

如果设想亚里士多德生活在今天，他会如何评价现代社会？董波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视角：这位古希腊哲人或许会惊叹于人类的科技与物质成就，但同时也可能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产生诸多困惑。其中最突出的困惑或许是：“你们现代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一点闲暇都没有！”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框架中，许多人终日忙碌仅仅是为了谋生和获取生活必需之物。然而，他坚持认为人类“配得上更好的生活”。这种“好生活”并非无休止的物质积累。

这种好生活要求在实现了适度的物质条件后，尽可能减少对身体享受和获取财富的操心，而要更多地力图让自己成为一个灵魂上更好的人。

技术无法回答的根本性问题

董波认为，尽管时代剧变，亚里士多德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什么是好的生活、人如何实现德性上的完善、政治共同体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依然是当代人类必须面对的根本性问题。

对现代人而言，解答这些古老的问题在今天显得尤为迫切。当代技术革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展了人类的能力边界，然而，技术本身却无法替代人类回答一些终极追问：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我们究竟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构成了一个深刻的现代悖论：技术的飞速进步并未自动带来对生活意义更清晰的认知，有时甚至加剧了内在的迷茫。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提供了一种反思的坐标，促使人们从对效率与产出的单一追求中暂时抽离，重新审视生活的目的与个体的完善。

概念阐释：何为“伦理学”？

在本次讨论的语境中，“伦理学”指的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道德价值、人类行为的对错标准以及“好生活”的构成要素。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尤为关注通过实践理性与习惯培养来实现人格的卓越与灵魂的完善。

专家阐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对当代伦理焦虑的回应价值

针对当前社会可能存在的普遍性伦理焦虑，学者于近期会议中聚焦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探讨其当代意义。分析指出，这一古典伦理思想强调德性根植于人性，并通过习惯培养与理性反思形成，或能为复杂处境中的道德选择提供不同于普遍准则的路径。

德性论如何提供人生意义与应对焦虑

当代道德哲学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关注，被认为与当下的伦理焦虑有深层关联。其理论将追求有德性的生活设定为最高目的，这有助于提供人生的意义感。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或者说好的生活，不能依赖于财富等外在的善。

幸福即好生活不能依赖于财富等外在的善，它根植于德性，需要通过长期的习惯培养与理性反思来形成稳定的性情。

与此同时，该理论强调人不能脱离共同体而生活，个体的完善需在与他人的共同生活中追求。这与现代一些强调抽象孤立个体的观念形成对比。

以“实践智慧”替代僵化规则

与现代伦理学常致力于给出普遍道德准则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更强调在具体经验中培养“实践智慧”。这里的“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中指的是一种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它无法仅通过背诵理论条文获得。

因此，德性伦理学的标准被转化为“好人”、“君子”或“有实践智慧的人”。面对复杂道德选择时，个体不是套用既定规则，而是设想一个有实践智慧的人会如何行动，此人的选择本身就构成了情境下的规则。这种方法论为应对规则无法全覆盖的新生道德挑战提供了弹性框架。

“中道”思想为文明对话提供方法论

针对当前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极化现象，亚里士多德主张的德性在于“过度与不及之间的中道”这一思想，被探讨能否为文明对话提供新范式。需要明确的是，这一“中道”并非简单的折中主义或算术平均数。

它是在适当的时间、对适当的对象、以适当的方式作出恰当的反应。

亚里士多德认为，恶存在于极端之中，情感或行动上的过度或不及都是极端。将一种观点推向极端化，反而可能“过犹不及”地走向其立场的反面。观念之争中的偏激立场，恰恰被解读为实践智慧的缺失，导致人们难以在复杂处境中做出有分寸的判断。

由此推论，文明对话同样需要这种实践智慧。它要求承认差异，同时保持真诚交流的意愿，在具体的思想接触中寻求相互理解与启发。具备实践智慧的人，能够根据具体情境做出更好的判断，而非生搬硬套某种绝对标准。这一思路为跨越意识形态分歧、促进有效对话提供了古典哲学的参考。

联合国总部举办文明对话主题活动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0日，联合国总部分别举办“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共通与差异

在活动相关的讨论中，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异同成为话题。

有观点指出，两者都致力于通过教育培养“有德性的人”，并强调道德成长的核心在于“习惯的养成”，而非单纯依赖天赋或知识。他们都认同礼仪、法律等外在规范的重要性。

亚里士多德强调，习惯的培养需要在具体处境中学会正确地面对快乐与痛苦，正确地爱与恨。

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特质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被认为具有“温情”。它重视理性，但不将理性与情感对立，而是主张以理性寻求情感的“适度状态”。亚里士多德还着重强调“快乐”对于真正德性的意义。

他认为，如果做一件好事却无法从中感受到由衷的快乐，那就不是一个真正有德性的人，下一次可能无法做出符合德性的选择。“德性”在此语境下指代优秀、卓越的道德品质。

这种对具体情境中情感培养的重视，与当前以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为主导的教育方式形成了对比。

理智德性的最高形态

与孔子思想的差异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在强调实践理性的同时，还提出了“哲学沉思”作为实现“理智德性”的最高形态。他认为，人不仅要成为道德上的好人，还应践行求知的本性，去探求自然奥秘或形而上学难题。“理智德性”涉及人的理性认知和思辨能力的卓越。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主张，为其德性伦理学体系增添了超越纯粹伦理实践的哲学维度。该主题活动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跨文明哲学对话的持续关注。

董波阐释儒学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对现代孤独危机的启示

对于现代社会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学者董波援引亚里士多德与儒家思想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现代原子化个人主义植根于个体与共同体的对立假设，而古典哲学则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并非先于社会契约存在的自足个体，而是天然与政治共同体相关联的。脱离城邦的生活无法让人实现自足，德性的完善与真正的幸福都必须在城邦共同生活中方能追求。

共同体生活的两种基石：正义与友爱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框架中，正义被视为政治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权力与利益分配的依据。然而，仅有正义并不足够，城邦生活同样离不开友爱。他指出，没有朋友的生活不值得过。

“哪怕是短暂的、基于利益的友爱也包含着某种善意；但真正的友爱需要基于德性的共同生活。”

这意味着，除了公正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深度、有德的联结同样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儒学视角下的“仁”与伦常

从东方思想传统来看，孔子所强调的核心品质“仁”，正是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得以展现的。这里的“伦常”并非束缚个体的外在规范，而是个体德性得以实现所依赖的关系结构本身。

儒学中的“伦常”主要指人伦之常道，即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应遵循的法则。

对现代性孤独的共同应对

两种古老传统为当下提供了共同的教诲：人的“好生活”必然在共同体中实现。技术的进步虽然能无限扩展人际的连接可能，却无法替代基于善意与德性的、真实的友爱与共同体生活。

董波对此总结道，真正让人感觉“天涯若比邻”的核心，并非现代通讯工具，而是真正知己之间的彼此关爱。这一观点对反思数字时代的人际疏离现象提供了哲学层面的启发。

受访者简介：董波，哲学学者。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董波担任古典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董波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其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学。

受访者供图

董波拥有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古典学通常指对古希腊罗马时期语言、历史、哲学和文学的综合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