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城市学院校长徐伟浩指营口辽河老街传统商号建筑获“百年商埠博物馆”称誉
沈阳城市学院校长、教授徐伟浩日前对外阐述,辽宁营口辽河老街现存的传统商号建筑群,集中呈现了辽河流域商贸历史与多元文化交融,并由此获得东北地区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百年商埠博物馆”与“百年建筑博物馆”的称誉。
传统商号建筑群承载商埠记忆
徐伟浩指出,营口辽河老街在历史上曾为重要商埠,这些传统商号建筑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实物见证。建筑群落不仅汇集了来自不同地域的商贾经营传统,同时也吸纳了跨区域的商品流通形态,形成独特的商业文化景观。
“这里有东北地区最早、保存最完整‘百年商埠博物馆’‘百年建筑博物馆’称誉。”
所谓“百年商埠博物馆”,并非设立于独立场馆,而是指整片保存完好的商号建筑本身就以街区形式,长期记录着辽河沿岸的埠头贸易、行会制度以及相应的社会生活方式。建筑构造、店面布局与商号匾额等遗存,构成了关于辽河商埠历史的一种原址性展陈系统。
多元文化交汇下的建筑遗存
这些传统商号建筑所汇聚的文化元素,涵盖不同地区的商贾习俗与商品类型。此类跨区域文化在建筑空间中的沉淀,解释了为什么该街区能够同时被视作“百年建筑博物馆”——不同建筑形制在一条老街上并置,本身就是一部可供阅读的建筑文化演进图录。
辽河老街所依存的辽河文化,在此语境下指向以辽河水系为纽带形成的商贸、迁徙及社会交往网络。建筑遗存将这种地域文化从历史叙述转化为可感知的物质形态,展现着辽河流域居民与外来商人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生活秩序。
文化积淀对所在地文脉的影响
徐伟浩认为,这些建筑遗存呈现的文化积淀,从侧面反映了中华文化在特定流域地理单元中的丰实内涵。老街建筑承载的记忆,为辨析地方商埠转型与城市更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直接参照。当前对辽河老街建筑价值的再认识,促使相关方面更系统地梳理其作为文旅资源的内在逻辑,而非仅将其视为一般旧街区的保留。
该街区建筑群因同时具备商埠历史陈列与建筑形态记录的双重功能,在区域文化资源的分类评估中形成差异化定位,也为基于历史肌理的街区活化提供了约束性前提——任何更新行为需在维持商埠博物馆式空间原真性的框架内进行。

辽河文化多元融合呈现中华文明共同体演进脉络
辽河流域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民族迁徙与融合。这一进程不仅推动了辽河流域自身文化形态的发展,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关键动力。(资料图:营口辽河老街,中新社记者 李晛 摄)
多种文化元素叠加的地域形态
辽河文化并非单一形态,而是整合了游牧、渔猎、农耕等多种生产方式的文化复合体。从生计模式来看,辽河平原的土地条件支撑了以水稻、玉米种植为核心的农耕体系,盘锦地区的稻田文化便是典型代表,其不仅形成了独特的景观,也延续了与之相关的农耕技艺传承。
与此同时,该地区先后有汉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等族群生活,不同的族群在语言、服饰、饮食及风俗习惯上保持着各自的特性,又在长期互动中形成了互嵌共生的结构。
史前时期的文化碰撞与连接
文化交流的痕迹可追溯至史前阶段。仰韶时代中期,辽西红山文化与渭河流域的庙底沟文化发生碰撞融合。这一互动连接了中原与燕北两大文化区,直接催生了红山文化中以坛、庙、冢为代表的遗迹群,被视作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高水平标志。
从远古的金牛山遗址到红山文化遗址,再到辽朝古塔与明朝边墙,这一系列遗存构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层积,记录了辽河地区在中华文明整体演进中的具体位置。
制度与民俗交织的文化遗产
各群体在制度与民俗层面留下了鲜明的文化印记。契丹族的捺钵文化展现了其特有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政治组织形式;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则折射出崇尚竞技精神的民族性格。这些遗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贸易、迁徙等渠道,在政治、经济、语言、艺术等多维度实现了持续交融。
辽河流域与中华文明其他起源地在漫长互动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这种共同记忆在客观上转化为文化纽带,强化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凝聚力,也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此过程中得以凝聚和深化。
文化包容性构建的精神动力
辽河文化的融合过程呈现出显著的包容特征。不同民族文化能够相互借鉴而非排斥,这种模式被视作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具体映照。从古代红山文化阶段,到辽金时期的多民族交融,直至明清时期各群体的进一步融合,这一文化演进路径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形成到壮大的过程,提供了历史层面的佐证与文化层面的根基。
辽河文化中所包含的坚忍、勤劳、开放与团结协作等精神品质,也构成了区域群体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内在驱动要素。

辽河文化多元交融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脉络
辽河流域孕育的文化形态呈现出农耕、渔猎、游牧等多类型融合的特征,这一区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交融进程中持续发挥着作用。
多民族历史交汇推动文化互鉴
辽河地区长期为多民族聚居地带,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等民族在此繁衍。秦汉以降,匈奴、鲜卑、高句丽、契丹、女真等民族亦活动于该流域,与汉文化发生碰撞与融合。
辽代契丹族与汉族等民族的交流融合,促进了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文化的相互借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不同民族在长期共处中,其文化要素持续渗透至日常生产与社会组织层面,构成区域内文化认同的底层逻辑。
三类文化形态并存的内涵结构
辽河文化容纳了多种文化类型。汉族农耕文化注重精耕细作,满族和锡伯族的渔猎文化保有独特生产方式和民俗风情,蒙古族游牧文化则展现出草原地带的豪放特质。
- 农耕文化:以汉族为代表,精耕细作的生产传统沉淀为稳定的社会结构。
- 渔猎文化:满族、锡伯族等族群依托自然生态形成的特色生业与礼俗。
- 游牧文化:蒙古族在流动放牧中发展出的豪放豁达的文化性格。
上述文化类型并非孤立存在,而在辽河流域的地理空间中相互渗透,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底更具包容性。
辽河流域自古以来便是多元文化交汇的熔炉,它不仅接纳了中原农耕文化的沉稳内敛,也融合了原始采猎文化的粗犷辽远、草原游牧文化的豪放不羁,乃至近现代工业文化的拼搏进取。
从区域文化维度观察,辽河文化所体现的多元融合机制,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演进中的文化聚合提供了一处具体样本。

第七届沈阳卧龙湖冬捕节启幕 辽河文化研究阐释共同体认同路径
2019年1月19日,第七届沈阳(康平)卧龙湖大辽文化冬捕节正式开幕。冬捕节不仅是当地一项传统渔猎活动,也被视为辽河文化在当代的活态展示。
辽河文化中蕴含着坚韧不拔、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等精神品质。在面对辽河泛滥等自然灾害时,各族民众团结一心,共同抗洪救灾、治理河道,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团结统一精神的重要体现。
文化遗产:从红山遗址到“一宫三陵”
辽河文化所涵盖的物质遗存构成了认同感的重要来源。据沈阳城市学院辽河文化研究院的研究梳理,该区域内分布着红山文化遗址、一宫三陵等标志性文化遗产。
这些遗存被视作辽河地区各民族发展历程的实物见证。它们承载着不同时期族群的智慧与情感,为当下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提供了历史根基。
经济交融形态的史学解读
在辽河文化的经济维度上,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物产交换促成了区域繁荣。据该领域研究指出,游牧民族曾向农耕民族提供牲畜、皮毛等物资。
渔猎民族获取的渔业资源则丰富了当地的食物来源。与此同时,农耕民族的先进农业技术也传播至其他民族地区,推动了当地农业进步。这种经济上的交融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研究推进与机构简介
沈阳城市学院辽河文化研究院于2018年设立,由该校校长徐伟浩主持。该机构后续获批成为辽宁省社科联、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及辽宁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
徐伟浩同时担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评估分会常务理事、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专家等职务。其主编的《辽学研究论集》《辽学丛书》已出版,用以系统阐释辽河文化内涵。
从冬捕节这一流动的民俗场景,到对区域经济史的静态解读,辽河文化的研究路径正尝试将分散的文化要素整合进共同体叙事框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