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名人参观青海原子城 活动中重温6000多名牧民让出家园历史

6月10日至12日，一场以“青春华章·‘两弹一星’铸丰碑”为主题的网络宣传活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举行。网络名人代表谢铠聪在原子城实地探访后，通过镜头和笔触表达了将当地故事向外传递的意愿。

牧民搬迁往事进入网络传播视野

此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青海省委网信办主办，并得到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项基金的支持。参加活动的网络名人们接触到了跨越半世纪的文物和史料，其中1958年金银滩牧民搬迁的经历，成为“我愿意”青春选择的具体注脚。

“在中国原子城，我听到和看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我愿意用镜头和笔触，把这里的故事分享给更多人。”——谢铠聪（布鲁环游记）

1279户牧民与221基地选址

1958年，国家决定在金银滩草原修建221基地。彼时，这片区域是当地1279户、6000多名牧民世代生活的家园。当“国家要用地”的通知抵达后，牧民们收整行装，带上牛羊，离开了原住地。

原子城即原221基地旧址所在，如今成为展示相关实物与记录的场所。此次网络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整合这些文物史料，将牧民群体“无声的离开”与无数建设者“我愿意”的青春选择并置呈现。

• 活动时间：6月10日至12日
• 举办地：海北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原子城
• 指导单位：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
• 主办单位：青海省委网信办
• 支持项目：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项基金

从个体讲述到群体记忆

素材中，网络名人通过走访将牧民搬迁往事纳入个人创作计划。活动所陈列文物与史料的时间跨度超过50年，内容涉及“两弹一星”相关科研生产历程以及当地民众为此做出的集体牺牲。

网络名人作为传播链的一环，将原子城的线下展陈转化为线上可扩散的内容。谢铠聪的分享承诺，指向的是这批历史信息借由社交媒体触达更多受众的可能路径。

221基地前期建设：三顶帐篷起步 牧民迁离金银滩支援国防工程

一份口述史文献记录了金银滩草原牧民集体迁离的细节。根据《原子城记忆——亲历者口述史》记载，搬迁行动启动时，当地牧户未与官方签署纸质契约，仅以口头承诺的方式将世代生活的草场移交给国家。

牧民搬迁全程无书面契约

该文献收录了一位亲历搬迁老人的回忆。老人提到，当时牧民们明白这项工作与国家建设直接相关，草场损失可以承受，但国家安排的事项不能延误。

“心里都清楚，这是国家要紧事，草场没了还能再找，耽误了国家建设可不行。”

所谓金银滩草原，是指此次牧民退出的整片牧场区域。整个移交过程未形成纸质合同文本，仅靠一句口头应允，即完成了土地权属的事实转移。

先遣队携三顶帐篷入驻

牧民完成迁移后，一支20余人组成的先遣队携带三顶帐篷和四辆卡车进入该地区。基地初期环境无水无电，缺乏永久性建筑，入驻人员需在露营条件下展开先期作业。

手摇计算机与算盘成为221基地早期主要的计算工具。所谓手摇计算机，是一种依靠手摇转轮驱动齿轮进行加减乘除运算的机械式设备，不依赖电力即可完成数值演算。

基地科研队伍整体年龄偏低，平均约为25岁，多数人员刚从高校毕业便直接调入。他们以干粮充饥、融化雪水解渴，在缺乏精密仪器的条件下，依靠算盘与手摇计算机反复进行数据核对。

夫妻同驻基地互不知情

221基地内流传着一件旧事：一对从事科研工作的夫妻先后接到秘密调令。受当时保密纪律约束，两人出发前均未告知对方实际去向。

该基地内部实行严格的部门隔离制度，不同车间之间的人员流动受控，毗邻工作区的科研人员难以掌握彼此信息。直到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庆功宴上，这对夫妻才意外发现，此前各自的车间相距不过数十米。

科研队伍年轻化与物资匮乏条件下的手工演算，共同构成了基地创立初期的运行方式。从牧民口头让出草场到先遣队帐篷扎营，221基地的启动阶段未依赖大规模正式协议或成熟基础设施。

四个上海姑娘的高原青春：一份来自原子弹研制基地的影像记录

一张老照片记录了四位年轻女性在高原上的合影。她们是王兰娣、范德娟、罗惠英和俞锡君，均来自上海，平均年龄不满20岁。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供图显示，画面中四人穿着朴素，面庞稚嫩，身处辽阔的高原环境。

最小的参与者出发时刚读高三

四人中年纪最小的王兰娣动身前往高原时才18岁。根据《“两弹一星”精神访谈录》记载，她当时是一名高三学生，刚刚领取新课本不久，即接到一纸秘密调令。

随后她与同学范德娟、罗惠英、俞锡君一同赶赴海拔3200米的高原地区。这里属于当时的研制基地外围区域，因地理环境特殊，在当时被视为作业禁区。

“这边缺人，我就过来了”

基地位于高寒地带，氧气含量偏低，日常饮食结构单一。王兰娣晚年回忆，夜里常有大风呼啸，几个姑娘因环境陌生而难以入眠。

尽管如此，她们从未提出过返回上海的请求。《“两弹一星”精神访谈录》记录下王兰娣的原话：

“那时候没想过条件苦不苦，只知道这边缺人，我就过来了。”

这一表述反映出当时人员调配的基本逻辑：以任务需求为导向进行集中动员，参与者对具体困难并无预先计算。

何为“两弹一星”研制体系

“两弹一星”指代核弹（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程。该类项目在启动初期需要大量基础岗位人员，包括行政、后勤、文书等非技术工种。四位上海姑娘即在此类岗位上服务。

郭永怀与1964年的时间节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成果背后，是郭永怀等科研人员以及大量基层工作者长时间的驻守与付出。

郭永怀是“两弹一星”元勋之一，其个人轨迹与研制基地深度绑定，最终因公殉职。素材并未提供四位姑娘与郭永怀存在直接交集的记载，但她们将青春阶段完整留在了同一片高原上。

从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点回看，王兰娣等人从上海出发的时间应在此之前，她们构成了那一阶段人力调配链条中的组成部分。

从科学家到青年团队：一句“我愿意”串联起的数十年高原坚守

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展厅内，一件件展品记录着数十年前那场改写中国国防格局的科研会战留下的印记。而围绕这片海拔超过3000米土地发生的奉献故事，并不只存于陈列柜中。当年的一句“我愿意”，至今仍在这片高原上被不同群体以各自的方式重复着。

用身体护住的公文包与一句口述

关于“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有一段反复被提及的往事。为汇报一条被认定为至关重要的数据线索，郭永怀连夜登机赶赴北京。飞机在途中失事。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看到，郭永怀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两人用身体护住了装有科研资料的公文包。

包内资料完好无损。

另一段来自家属的口述指向相似的决绝。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在《邓稼先传》中回忆，邓稼先曾对她谈起某项工作的重要性，并留下“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的说法。这些表述当时并未公开，直到传记成书后才为外界所知。

哪些人在说“我愿意”

让出家园的牧民、瞒着家人奔赴岗位的科研夫妻、从都市远赴高原的年轻从业者，构成了这片区域早期建设图景中面目各异但指向趋近的参与者画像。在原始资料中，不同身份的人被概括为一个共性：都以行动诠释了“我愿意”这一表述。

这种选择如今仍在继续。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团队常年驻守在海拔3200米的地带，每年向数十万参观者讲述与“两弹一星”相关的历史。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一批科研人员，平均年龄处于30多岁的区间，长期在三江源、可可西里等海拔4000米以上区域从事高原生态研究。而在海拔超过5000米的唐古拉雪域高原，电力运维班的青年队员承担着青藏“电力天路”的维护任务——这条输电线路连接着青藏两省区，是高原电力输送的关键通道。

从“值得”到“传到手上”

一句朴素的“我愿意”，在素材中被定义为贯穿几代人青春的线索。先辈在艰苦条件下扛起的责任，按照现有的描述，正由新一代从业者继续承接。许鹿希转述的那句“死了也值得”，郭永怀与警卫员最后时刻的姿势，以及当下分布在纪念馆、自然保护区、输电线路沿线的工作团队，均被纳入同一叙事框架：当初的选择并未停留在个体经历层面，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化为可被观察到的职业传承现象。